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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化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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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树掩映红土地

生态文化是人类的文化积淀—是由特定的民族或地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文化因素构成的具有独立特征的结构和功能的文化体系,是代代沿袭传承下来的针对生态资源进行合理摄取、利用和保护,以致能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和经验等文化积淀。

基本概念

生态文化是新的文化,要适应新的世界潮流,广泛宣传,提高人们对生态文化的认识和关注,通过传统文化和生态文化的对比,提高人们对生态文化的兴趣,有利于资源的开发,保护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促进经济发展,造福于子孙。

生态文化是人类从古到今认识和探索自然界的一高级形式体现,人类出生到死亡这个过程中要与自然界的万事发生和处理好关系,人类在实践的活动中认知人与自然中的环境中的关系,处理好这种关系我们才能长期和谐地生存和发展,生态文化就在这个环境的初步发展与完善,从而从大自然整体出发,把经济文化和伦理结合的产物。

产生发展

人类创建新的生态文明之需要,源于工业文明造成的日益加深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科学和环境科学知识的普及,人类活动诱发的各种自然灾害和生态灾难的教训,使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如果不彻底改变征服自然的态度,不改变以牺牲生态环境来开发自然的生产方式,不改变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不改变损害生态环境的社会制度和不公正的国际关系体制,则不可能长期有效地阻止地球生物圈的加速退化,人类最终也会由于不适应生态环境而在地球上消失。为了整体地解决以上问题,不少学者提出创建一种全新的生态文明来取代工业文明,而不是继续以生态现代化来维持工业文明,或者以可持续发展的狭窄思路来改善环境并促进全球经济,这确实是一种睿智的看法。因为,只有当绝大多数社会都建立起了生态文明的社会,地球生物圈的健康和安全才能得到真正恢复,人类的生存也才能够得以长期持续。

然而,生态文明的创建并非工业文明顺势前行的自发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毋宁说是一个需要人类自觉逆转的艰难过程。尽管工业文明只有几百年的短暂历史,但它却形成了人类难以消除的许多反自然的恶习。工业文明是以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为主导,以机械世界观来认识和征服自然界,以牺牲非人类生命的利益和生存环境来实现自己的发展,以能量和物质消费的最大化为社会进步的基本尺度,必然导致人类毁灭自然界的疯狂战争,世界各国和各民族之间剧烈的经济竞争、资源竞争,军备竞争,以及每一个社会中各阶级为争夺物质财富,个人之间为攀比奢侈的物质生活而陷入永无宁日的争斗。在这种失却理智的毁灭生物圈家园的疯狂中,在世界各国经济竞争与军备竞赛的冷酷与凶残中,在芸芸众生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物质享受中,人类各种族的初民们在万象缤纷的荒野中创造文化,求得生存的灵性完全遗失了;耕种植物和驯养动物的农业文明祖先们敬畏自然、关怀生命、与自然和谐生存的智慧被彻底扫除了;也许可以如是说,工业文明留给生态文明最有价值的东西,只是地球生物圈衰退的恐怖图景引起人们的沉痛反思和对生存出路的探讨。这种反思和探讨有助于激励人们努力探寻建立生态文明起码的生态文化前提。

生态文化相对于生态文明的概念而言,是一个内容更为复杂和广泛的概念。如果说,生态文明是由生态化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全新的文明类型,它所强调的是所有生态社会中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和达到的起码标准的话,那么,生态文化则是不同民族在特殊的生态环境中多样化的生存方式,它更强调由具体生态环境形成的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由于生态是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生存的环境,文化是不同人类生存的方式,所以,一旦地球上有了人类,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生态文化。即使人类还处于文明之前的采集、渔猎时代,就已经存在着不同人类种族的生态文化。在农业文明时代,在不同生态环境中的种族和民族当然就存在着更为丰富多彩的生态文化,其中,中华民族的生态文化传统就是农业文明时代的最高典范。生态文化是自人类诞生以来,不同人类种族、民族、族群为了适应和利用地球上多样性的生态环境之生存模式的总和。人类适应和维护不同的生态环境而在生存和发展中所积累下来的一切,都属于生态文化的范畴。

因此,在工业文明的生态废墟上创建生态文明,非常需要吸收人类自诞生以来世界各个种族、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长期积累起来的生态文化,以消除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反自然的种种恶习,形成有利于生态文明产生的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

生态文明作为未来社会的文明类型,尽管它的兴起可能只在少数国家和民族,但它的实现需要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建成生态社会才算完成。而任何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并不只是少数社会精英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无论是领导干部、科技专家、文体明星,还是一般民众,他们的生活方式、生存态度都深刻影响到已经严重退化的区域生态环境和全球生态环境的命运,人们必需具有基本的生态文化素质才能积极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提出"生态文化教养"的概念以表述生态文明建设所必需的全民的生态文化素质。所谓生态文化教养,就是社会通过各种教育方式和有利的环境熏陶和浸染,使所有社会成员具备建设生态文明的深厚的生态文化素质。如果缺乏起码的生态文化教养,无论我们在社会的制度设计、政策法规等方面做得有多么好,我们仍然不能够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切实有效地推向前进。

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经济学家、生产企业的领导者,由于缺乏生态环境素质,常常会以工业文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来决定经济项目的立项、决策和实施,而不会在生态保护理念的约束下去寻求有利于环境的开发项目。一些贫困的生态重要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的领导常常会为不能引进具有污染严重的夕阳产业项目而深感苦恼,甚至十分佩服那些能够把经济增长率提高而把生态环境弄得不堪入目的同僚。许多生产行业为了商品的销售不惜耗费宝贵的资源进行过度包装,根本不考虑这种行为对环境的危害;一些生产企业甚至在环境法规严格约束的情况下,为了生产不得不安装环保设备但又在夜深人静之际偷偷排放废水和废气,根本不顾及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和对人与生物的毒害。对于许多高收入的富人来说,贪吃珍稀飞禽走兽以满足口福的习惯长久不衰,由此也助长了地下野味餐馆对珍稀动物的长期屠宰。即使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为了生活方便人们也很难毅然决然地舍弃一次性物品的使用,就连停止使用塑料袋、自带篮子或布袋上菜场也成了比戒烟、戒酒更难的事情。从以上随便列举出来的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习惯来看,我们这个社会中有不少人的确缺乏基本的生态文化素质,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这些状况,设法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形成深厚的生态文化教养,就很难将生态文明建设变成每一个社会成员主动参与、积极创造的自觉行为。

教化价值

中国生态文化传统是在悠久的农业文明中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伟大传统,尽管它存在不少的时代局限性,但是它留下的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智慧为人类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宝贵的资源。笔者认为,中国生态文化传统对于培育人们生态文化教养主要有以下价值。

第一,生成论的整体思维模式有助于人们形成健全的生态思维。

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审视、思考、认识和理解他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的习惯方法、定式和特定的倾向,是影响一个民族发展的精神文化的底层结构。与西方工业文明时代导致主客体二分论普遍流行的构成论、外因论和机械论的思维方式相比,能够形成天人合一思想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是生存论、内因论和有机论的整体思维模式。这种整体思维模式在道家表现为"道生万物"的形态,在儒家则表现为"太极化生万物"的形态,其共同特征是把整个宇宙万物看成是由同一根源化生出来的。由于万物并非同出于一个像上帝那样的外在本源,而是产生于宇宙生成过程中共同的自然根源,它们具有从共同的本源而获得内在的进化动力和统合一体的力量,具有相互间的亲缘关系,这就好比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一样。根据这种思维方式,它能够促进人们从过程取向上理解宇宙由无机物演化出有机物,由有机物演化出生命,由生命演化出人类的进化过程,从而把握万物与人类同源同根之统一性,肯定人类具有动物性和生物性,也具有地球特性和宇宙特性。

同时,这种思维方式也能够促进人们理解人类与非人类生命在生命之网上的复杂关系。因为,万物出于共同本源和自发原因而相互感应和协调,自然形成一个动态平衡的和谐整体,而不是一种机械的秩序。人类作为生命,与万物是相互依存的,人不能离开天地万物而独立生存。人类不仅与所有非人类生命物种是一体关联的,而且所有生命与其存在的无机环境也是一体关联的,这种联系是一种动态的网络联系,不同的事物都是这个网络上的纽结,是各种生命之线织成了这个生命之网,人类只是其中的一根线。不仅花草树木、鸟兽虫鱼是生命之网的一部分,就是海洋、河流、土壤、空气这些生命存在的环境,也是组成生命之网的一部分。中国生态文化传统以人们直接的生存经验为基础,通过对流变的自然节律和生物共同体的有机秩序的悟性体验,具体真切地把握了人类生存与自然界的有机联系,深刻地洞悉到了人类只有维持与自然界长期的和谐共生关系,才有可能获得持久健康的生存。这种生态智慧对于现代人来说依然是弥足珍贵的生存法宝。

第二,尊重生命价值的生态道德观有利于完善当代生态伦理。在中国的生态文化传统中,自然整体的演化不仅被人们看成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创造过程,也是一个生命价值的创造过程。所有生命出自一源,生于同根,就像是同一个大家庭的不同成员,所以人们应该尊重所有生命,爱护天地万物,道德地对待所有非人类生命及其生存环境。这种生态道德观不仅是一种对认知理性的把握,同时也需要一种关爱生命的情感体验。孔子把人的道德态度当成人的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甚至认为动物也存在与人相似的道德情感,并且可以引发人类的良知。他说:"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尚知辟,而况乎丘哉!"(《史记·孔子世家》)荀子也认为:"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越月逾时,则必反沿,过故乡,则必徘徊焉,鸣号焉,踯躅焉,然后能去之也。小者是燕雀犹有啁噍之顷焉,然后能去之。"(《荀子·礼论》)儒家这种以鸟兽昆虫具有与人类一样的同情同类的道德心理,给中国古代珍爱动物、保护动物的行为以深远的影响。"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盼母归"就是对人们保护动物的一种感人至深的呼唤。它把人性对同类的怜悯与关怀之情投射到动物身上,强调了在生命世界里人与动物在生命关系和情感关系中的一体感通性。虽然这种"因物而感,感而遂通"的体验在人类的移情作用和对生物情感心理的把握上有夸大之处,但对有血气的、有感知能力的动物的相互同情的体察,并把它与人类的人性关怀联系起来,从而使人类产生一种尊重和保护生物生存的强烈的情感动力,为生态伦理学提供了科学所不能给予的"情理"支持,这是当代人在生态伦理学中非常缺乏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对生命的天生的爱与同情,是一种亟待恢复和培育的 "情感理性"。人类对生物的爱与关怀,人类的生态良心,并不完全是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而更重要的是出于情感归属的需要,科学认识所理解的自然是非常不完整的,人类必须从情感上体验自然,领会自然,热爱自然,才能发自内心地尊重和关爱生命,才能真诚地产生"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生态关怀,才能对养育人类生命的自然界产生报恩情怀,真正建立起守护地球上所有生命之家园的生态伦理学,而不只是止于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生态伦理学的狭隘境界。

第三,天人合一的生存境界对于人们形成生态生存论的态度,改变物质主义的恶习,促进人们追求健康、文明的精神生活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天人合一是中国生态文化传统中一个根本性的主题,也是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和道家所主张的一种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指导思想,同时还是农业文明时代人们所向往的一种至高的生存境界。[4]它是一种有目的地维护人类生存的全球生态环境的价值理想,即使是科学的生态学也缺乏这种文化价值的合理性。正如罗尔斯顿所说:"尽管传统文化没有作为科学的生态学,但他们常常具有词源学意义上的生态学:栖息地的逻辑。他们具有全球的观点,依据这种观点,他们有目的地居住在一个有目的的世界上。我们很难说,科学至今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全球观点,在这种观点中,我们发现我们真正生活在自己的栖息地。"[5]栖息地的逻辑,就是一种朴素的直观经验的人类生态学,它能够在人类物质的感性生存活动中体验到所有生命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自觉地遵守人们长期形成的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习惯,合理地利用和节约自然资源。它要求人们,除了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外,应该节制奢侈生活的物质消费欲望,过一种"少私寡欲"、"知足常乐"的简朴生活,而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丰富的社会生活与崇高的精神生活中去。通过批判地继承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能够改变当代人把自己当成"经济人"、当成消费动物的理念,改变人们只是在物质消费的攀比中来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病态生活态度,而把人类的物质生活看成是地球生态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把维持自己较低消费的物质生活看成是恢复地球生态环境的一种生态义务。同时,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也能使人深刻地认识到,把人的毕生精力和时间用于猎获奢侈消费品和寻求感官刺激,是人生的最大迷失,是人生意义的彻底丧失。人的有意义的生活能够通过追求精神价值来充实和完善。无论是对科学的探究、艺术的创造、道德的完善,还是对人的天赋和潜能的开发,都能为自己揭开一个博大、美妙、崇高、深邃、神奇的精神世界。并且,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不仅能调节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平衡,防止人单方面地沉湎于物质享乐,而且能激励人们独立自主地选择生活、创造生活,去经历和体验对人类同胞的爱和对所有生命的关怀,去体悟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愉悦感受。因此,通过了解中国生态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和境界,能够深化每一个社会成员对人生价值的认识,丰富自己对生命意义的体验,并促进人们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今天形成必需的生态生存论的态度,重建一种健康、文明、环保的生活方式,为建设生态文明所需要的智慧、道德和精神氛围提供不竭的历史源泉。

第四,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农业生态实践经验,能够促进人们形成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的良好行为习惯。中国的生态文化传统是在近万年的农业文明的生态实践中逐渐发展和成熟的。早在三皇五帝的上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具有了保护环境、规范人们生产、生活行为的传统。据传黄帝教导人民,要大家"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及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史记·五帝本记》)。《逸周书》载有夏代的禁令:"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月川泽不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周代更有严峻的生态保护规定"崇法令":"毋填井,毋伐树,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不赦。"周代还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环境保护和管理机构,设置了"山虞"(掌管山林)、"泽虞"(掌管湖沼)、"林衡"(掌管森林)、"川衡"(掌管川泽)等机构,较好地保护了当时的动植物资源。荀子在全面地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名为"圣王之制 "的持久利用资源和环境保护的规划:"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荀子的圣王之制,已经把保护生态环境、永续利用生物资源和实施可持续发展贯彻到了对君王威德的政治制度的实践要求中,以后历朝历代都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和法规有所增益。尽管由于人口增加的巨大生存压力在一定时期内导致了局部生态环境破坏的加剧,但这种长期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实践,还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生态危机的全局性爆发,保障了中国农业文明长期延续的生态前提。今天我们学习中国农业文明生态实践中的历史经验,使大家在这种悠久的传统影响下养成一种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行为习惯和自觉遵守生态法规的素养,可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生态文明的能力,将保护生态环境的伟大实践传统在新形势下发扬光大。尤其是对于各级领导干部,这些生态实践的宝贵经验可以作为重要借鉴,提高他们在决策中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能力,启发和激励他们在领导人民群众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做出更为实际、更有效率的业绩。

责任编辑:覃进之